然而，城镇化进程中也不可避免地出现了一些问题。一些地方政府举债投资、人工造城，靠土地财政过活，尽管快速提升了城镇化率，但却造成土地价格和房价高涨、社会成本高昂、债务风险高悬的“三高”，多地出现房屋入住率低、入城农民待遇低、被征农村土地补偿低的“三低”现象。

    数据显示，我国城镇化水平（即城镇常住人口占城镇人口的比例），从1982年第三次人口普查时的20%左右增加到2010年的49.7%，2011年首次突破50%，2013年末达53.7%。但这些数字背后，一个不容忽视的事实是：近10年来我国的城镇化主要由“非户籍城市人口”的增加所推动。尽管城镇化率达到了53.7%，但户籍的城镇化却不足36%。这意味着，因为一张纸的差异，大量来自农村的人口只是常住城市，未能取得城市居民身份，不能享受相应的福利待遇，也不能完全融入城市。城镇化进程速度虽快，市民化进程却滞后严重。

    在王桂新看来，没有城市户籍的城市常住人口只是实现了从农村到城市的集中化、由农民转变为农民工，但远未实现由农民工转变为城市居民的市民化过程，“在这一意义上，我国快速发展的城市化，还只是一种不彻底的‘半城市化’，或者说还不是一种完全意义上的正常的、有质量的城市化”。

    国家统计局发布的2013年统计公报数据显示，2013年末我国城镇就业人口3.82亿，全国农民工总量为2.69亿，其中（在本乡镇以外从业6个月以上的）外出农民工1.66亿。外出农民工已占城镇就业的四成左右，关于人的城镇化的呼声也日渐高涨。

    国家发改委城市和小城镇改革发展中心主任李铁曾多次表示，城镇化最重要的是如何改善农民工的公共服务，让他们变成市民。

    正是顺应城镇化发展的新需要，今年出台的《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2014—2020年）》提出以人的城镇化为核心，到2020年努力实现1亿农业转移人口和其他常住人口在城镇落户；近日召开的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第三次会议提出：全面放开建制镇和小城市落户限制，有序放开中等城市落户限制，合理确定大城市落户条件，严格控制特大城市人口规模，促进有能力在城镇稳定就业和生活的常住人口有序实现市民化，稳步推进城镇基本公共服务常住人口全覆盖。

    “以人为核心的城镇化首先要解决农民工市民化问题，要让农民进城以后和城镇居民享受均等的公共服务，也就是农民进城后可以与城镇居民在居住、就业等方面享受均等待遇。”李铁说，“户籍制度限制了农民进城后应该享受的公共服务，推进户籍管理制度改革，就是要通过政府看得见的手把这些不合理政策进一步取消。”

户籍改革的硬骨头怎么啃？

    截至2013年底，重庆农民工整体转户100万户，户籍人口城镇化率从2008年的28%提高至2013年的40%；近日，广东表示将全面调整城市户口迁移政策，进一步放宽直系亲属投靠条件；全面放宽本科以上学历毕业生入户和中小城市（城镇）落户政策……

    在户籍制度改革上的努力一直没有停止，改革要啃硬骨头，而户籍改革这块硬骨头看似更加难啃。户籍改革的本质是要剥离附着在户籍上的诸如教育、就业、住房、医疗、养老等利益粘连，促进人口的自由流动，这或许也是户籍制度改革的号角吹响多时但成效并不显著的原因所在。

    蔡禾表示，户籍制度改革的重要途径是将户籍与依附其上的公共产品相分离，让这个人口快速流动的国家中的公民无论到哪里都能及时获得必要的公共产品，而不是通过迁移户口才能获得。

    中国人民大学农业与农村发展学院副院长郑风田认为，未来的户籍制度改革方向是淡化户籍，就是把与户籍制度挂钩的公共品服务慢慢取消。“如果有一天，中小学教育、高考、社保、医疗等都与户籍制度脱钩了，户籍制度的改革任务也就基本上完成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