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阳安

    在复杂多变的国际国内形势下，文化外交作为我国对外交往的与政治、经济并列的“三大外交支柱”之一，在增进中外人民的相互理解和友谊、为我国重要战略机遇发展期创造良好的外部舆论和文化环境方面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为便于读者理解“文化外交”，笔者在此就其相关概念和关系进行一些介绍，希望对大家有所裨益。

    文化外交的形成

    文化外交可谓源远流长。据美国前新闻署高级官员理查德·T·安特博士研究，至少3000年前，文化外交就已成为国王们的首要外交手段。现有的文字资料显示，铜器时代的文化外交已成为人类要求进步的一种规范。中国唐朝玄奘西行取经，元朝马可·波罗访华以及明成祖时郑和下西洋等都属于宽泛意义上文化外交的范畴。在西方，古罗马和波斯都曾将文化视为其战争的一部分。特别是罗马文明在学识、秩序、繁荣和娱乐等文化方面的优势，都曾在其征服意大利以及世界其他地区的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文化外交”作为外交概念，最早是在美国学者拉尔夫·特纳于1942年向美国国务院提交的一份有关对外文化关系的“特纳备忘录”中明确提出的。该理念经由美国外交史专家弗兰克·宁柯维奇进行系统阐述后得以发展。

    文化作为国家制定对外政策的背景和动力，对外交政策的模式产生直接而深刻的影响。一个国家的民族文化、政治文化、国民性等因素，通常左右着国家对外政策的倾向性。政治文化往往反映出“一个国家的人民如何看待自己的国家及其与世界上其他地区相关的国家的关系的态度和方法”，国家的文化外交政策包含着国家和民族的核心价值取向，构筑出一个国家对国际社会发展的自我认识和文化构想，为本国民众观察和认知世界、了解本国在世界舞台的位置与角色提供了一个重要的参考视角。外交政策的选择是否与本民族的文化模式相契合，至关重要。

    随着跨国间文化的传播与交流日益广泛地渗透到政治、经济、军事、科技乃至民众生活等各个领域，各国政府逐渐意识到文化的特殊外交功能，开始通过制定文化关系政策，对自发的跨国文化交流进行管辖、引导和调控，规定或规范其内容、形式、手段、目的及运作机制和发展方向，并提供相应的制度和政策保障。由此，外交领域的文化活动日益频繁，文化领域的外交行为逐渐形成，文化不断从幕后走向外交舞台的前沿，成为国家对外活动的重要组成部分，从而形成了单独以文化为内容的新型外交形式——文化外交。

    文化外交作为国家外交工作的有机组成部分，早在1961年《维也纳外交关系公约》中便已提到，各国使领馆的职责之一就是“促进派遣国与接受国间之友好关系，及发展两国间之经济、文化与科技关系”。由此，文化外交得到了国际法的确认。文化被越来越多地引入国家的对外政策中，与传统的政治外交、经济外交相辅相成，在国家整体外交实践中共同担负起实现国家利益的重任。

    因此，文化外交必须具备以下几个基本特性：是以维护国家利益、实现国家对外战略目标为根本出发点的外交行为；是以政府为主导、面向对象国政府和民众的官方行为，其行为主体是一国政府，政府是文化外交活动背后的主推手；是以文化为表现形式，通过和平的、非武力手段加以实现的公关活动。

    许多欧洲国家习惯把文化外交称为“第三外交”，把对外文化关系作为国家对外政策的“第三根支柱”（在政治、经济之后）。美国官方和学界则将文化事务（继政治、经济、军事之后）当作“第四外交”。美国前首席助理国务卿菲利普·库姆说：“教育与文化事务是现代国家外交政策的第四个方面，也是最人道的方面。”尤其相对政治、军事外交而言，文化外交更显示出其柔和、灵活的一面，具有“润物细无声”的鲜明特点。2001年，时任中国国务院副总理李岚清访问法国时曾说：“文化交流是思想的交流，感情的交流，心灵的交流。”这句话概括了文化外交的特点。也正是由于这种柔软性，使得文化外交更易于被目标国所接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