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逼捐”背后的三种逻辑

在人类社会中，帮助他人是一种值得尊重和称赞的美德，所以所有社会都提倡和鼓励捐助捐赠等慈善行为。但是在生活中，我们可以要求或逼迫他人做慈善吗？或者说，整个社会是否可以通过法律强制他人做慈善呢？很多人可能会对此作出否定性的回答，但是当出现诸如地震、洪水或台风等天灾时，“逼捐”现象却屡屡出现。

近日，因为电影《战狼2》备受关注的演员吴京就陷入被“逼捐”的漩涡。他在九寨沟地震后，发微博祈祷震区平安，很多网友在后面留言声称，“那么高的票房、那么高的利润，吴先生打算分多少钱给灾区？”“赚了中国同胞十个亿，现在四川同胞有难了，吴京同志总得捐上一两个亿表一下态吧”……

被“逼捐”过的明星或社会公众人物并非只有吴京一个人，既然类似的现象经常发生，我们不禁要思考：“逼捐”现象背后，存在哪些需要反对的错误逻辑？缺失哪些我们需要坚持的正确逻辑？

“逼捐”现象背后体现出一种畸形的“道德绑架”逻辑。从个人层面上来说，每个人追求道德上的提升都是值得称道的事情，诸如自省和帮助他人。进一步讲，我们能否要求别人像自己一样追求美德，对这个问题的回答就显得不那么确定，因为这不仅涉及到对道德的不同理解，也涉及到道德从个人的自我提升扩展到群体之间的行为指引。“道德绑架”就是将自己的道德标准施加于他人身上，并以此作为指责或强制他人的依据。“道德绑架”在实践中往往会以两种截然相反的面目出现，一种是将自己置于道德制高点，指责他人不做某事就是不道德，诸如说明星有钱不捐就是缺德等；另一种是将对方置于道德制高点，指责他人不做某事就是虚伪，诸如说有钱不捐不配做社会精英等。

“逼捐”现象背后展现出我们社会中缺乏一种真正的慈善逻辑。诸如捐钱帮助他人的慈善行为的核心是自愿，与之相反，还有一种做好事的方式是纳税。对于后者而言，国家通过税收的方式汇集资金，进而帮助社会需要帮助的人，诸如当代社会中的福利性权利或政策大多通过这种方式实现。如果做慈善也可以强制，那么慈善和纳税还有什么区别？我国慈善法制定时，就曾有有关部门提出应当让每个公民每月拿出部分工资来做慈善，但并未被认可。

“逼捐”现象背后展现出我们社会中缺乏一种真正的权利逻辑。媒体上经常报道，这是一个权利的时代，甚至是一个权利泛化的社会。但是，权利的增多并没有让我们更深入地理解权利的本质，而个人权利应该被视为对抗功利主义式多数的“王牌”。我们每个人都对自己财产享有财产权，这是受到宪法保护的基本权利，对财产权的限制需要有充分理由的证成。社会中的“仇富”心态是对财产权的最大危害，“逼捐”逻辑认为灾区民众需要帮助，而富人有钱自然就需要多捐钱，这几乎是“吃大户”的另一个版本。这种逻辑扩展开来的结果就是任何人的财产都可能在此借口下被夺走，包括那些赞成“逼捐”的人。

我们更愿意相信，网络上的“逼捐”现象只是“键盘党”的情绪发泄，而不是社会的普遍现象，但是“逼捐”行为绝对不是对慈善事业的一种促进，而是一种戕害。因此，成熟的慈善文化需要在尊重权利和自愿的基础上得到良性发展。

强盗逻辑何时休

“木秀于林，风必摧之；堆高于岸，流必湍之。”自古皆然，于今为烈。只不过，这次“摧”的对象是吴京，“湍”的理由是九寨遭劫。“摧”“湍”的名义是“爱国”。

九寨发生7.0级地震后，吴京迅速发了条微博，曰：“祈祷震区平安”。这本属再正常不过的事，是正常人可能都会这么干。但令人想不到的是，竟然有网友以《战狼2》票房为由，在这条微博发出后“逼”吴京为地震捐款，更有甚者，竟然挥舞起爱国的大棒对吴京进行逼压，说什么：“那么高的票房、那么高的利润，吴先生打算分多少钱给灾区？我相信作为一个爱国演员兼爱国导演和爱国商人的吴京同志不仅在虚构的电影里爱国，而且在现实的灾难面前更爱国”“赚了中国同胞十个亿，现在四川同胞有难了，吴京同志总得捐上一两个亿表一下态吧”……

明星、公众人物遭逼捐，这种事可说多了去了。马云遭逼捐过吧，范冰冰遭逼捐过吧，黄晓明、成龙、郭德纲以及刘强东夫妇等等一干明星或公众人物都有此不堪回首的人生经历吧。谁让你“吸金”巨大又拥粉丝无数呢？危难之际，你出点“血”不应该吗？也大概正是由于这种强盗逻辑在某些国人脑子里仍根深蒂固、枝繁叶茂，才使我们一次次看到每逢地震、洪水、泥石流等自然灾害发生后，总有明星或公众人物遭逼捐的消息见于网络和报端。我甚至认为，个别公众人物之所以在九寨发生地震后不甘人后，未必不是基于一种荒诞的逻辑而绵延的效力。

毋庸讳言，一事当前，明星或公众人物的示范作用自然不可低估。也由于他们比普通群众占有更多的公共资源，也得到了更多的社会回报，因此他们应该承担更多的道德义务。但问题在于，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慈善法》第一章第四条：“开展慈善活动，应当遵循合法、自愿、诚信、非营利的原则，不得违背社会公德，不得危害国家安全、损害社会公共利益和他人合法权益。”逼吴京捐款，显然违背了“自愿”的原则。

至于先给吴京扣上“爱国导演”“爱国演员”“爱国商人”的大帽，再挥舞起道义的大棒逼吴京捐款，不能武断地认为此类网友就是别有用心，但显然秉持这种强盗逻辑的网友脑子里缺少一根筋。因为撇开爱国论调不论，就爱国的忠诚度而言，九寨遭劫，显然不是检验一个明星或公众人物爱国忠诚度的唯一契机。毕竟，除了九寨遭劫这一特殊事件，这一特别的日子，还有许许多多与爱国有关的日子或事件。甚至可以说，一年365天或一切事件都与爱国有关。如果只盯着关键时刻、关键日子明星们或公众人物的举动，却不顾明星平时或平常日子的所作所为，显然不仅是“一叶障目”，也对明星、公众人物显得不公平。更何况，如果某个明星、公众人物在平时或平常的日子做出了违法乱纪、损害国家利益的事，却在九寨遭劫这件事上表现出强烈的爱国之心，我们能说某个明星是个忠诚的爱国者？

其实，爱祖国也好，爱人民也罢，这种爱总是体现在日常生活的细节中，正如“祖国”这一概念总会在一切爱国者的心中化为可以亲炙的事物，例如有人一想到祖国就想到自己的家门外“一条大河波浪宽，风吹稻花香两岸”，有人一想到祖国就想到全家吃团圆饭的欢欣，因而先爱这种稻香，爱这种团圆。很难设想，一个爱家乡的人有什么理由不爱自己的祖国和自己的同胞？

“在巨富中死去，是一种耻辱。”很多美国富人都欣赏并从行动上认同这一观点，比如微软创办人比尔·盖茨。但细心的人们一定发现了，比尔·盖茨将580亿美元财产悉数捐给名下慈善基金比尔及梅琳达盖茨基金会，是在他宣布引退之后。而吴京正处在创业期或开拓期，即便是这次《战狼2》赚了10个亿，谁能保证他永远还有这么好的运气？何况，这10个亿只是毛收入，并没有除去服装、道具、场地、舞美、灯光、聘请其他演职人员所需支出以及院线分成等。

记得民营企业家冯仑在一次“公益演讲”时说，“如果是我自己选择要捐的钱，我捐得很开心，但你逼我捐钱，那不是跟强奸我一样吗？”诚哉斯言！说到底，正如有论者在评论此类逼捐事件时曰：“希望有能力的人能更多地回报社会，固然无可厚非，但如果施以舆论暴力，则是矫枉过正。慈善是一种润物细无声的公益事业，公众期待的是正确的慈善文化和健康的慈善生态，而不应该任由他人用‘逼捐’来绑架爱心”；而衡量一个明星或公众人物爱不爱国，不仅要看其在有人监督的突发事件里或特别的日子里表现得如何，更要看其在无人监督的平时或平常的日子里，是否将朴实的爱国之情转化为自觉的爱国爱家爱人行动。果如是，这种爱国之情一定更真挚，更久远。网络暴力逼捐事件，可以寿终正寝了

源于小人物自我需要的优越感

九寨沟地震发生后，有网友喊话吴京：“那么高的票房、那么高的利润，吴先生打算分多少钱给灾区？我相信作为一个爱国演员兼爱国导演和爱国商人的吴京同志不仅在虚构的电影里爱国，而且在现实的灾难面前更爱国”“赚了中国同胞十个亿，现在四川同胞有难了，吴京同志总得捐上一两个亿表一下态吧”……吴京没有回应这些声音，而是在近日一声不吭地把钱捐了。

吴京不是第一个遭遇逼捐的知名人士。事实上，在知名人士这个圈子之外的广大非知名人士眼里，无论是从逻辑上，还是从生存方式、思维方式乃至行为举止上，知名人士似乎都不再是“正常人”。

从“艳照门”事件到文章出轨，从张默吸毒到马蓉事件，所谓知名人士，也即是世人所称的明星，其所拥有的一切生活空间被肆无忌惮地剥光横亘在了“露天”的网络、现实舆情场上，任人打扮，随人指点。而事实本身的是是非非，在看客的眼里从来是不重要的，至少是次要的，因为所有的焦点都只在一个关键词之上——知名度。

知名度，一般而言是一个人成功或是立业的基石和标志，它象征着地位，说明了这个人拥有了大多数非知名人士所无法拥有的资源、财富甚至权势。就人性而言，没有人在内心深处对这样的状态是不向往的，尤其是身处当今信息时代，资料公开化成常态的我们，当我们比前人都更加能够清晰地对知名人士的所谓成功之路一览无余的时候，自然而然地，我们作为非知名人士的现实便会一次又一次地残酷地提醒着自己，差距的客观实在性。

不错，那是自己极其不愿面对而却又不得不承认的现实。在这个存在着阶层和分化的社会，各色人等怀着自己的不同心态寄居在自己所隶属的阶层，但这又是个看起来很“平等”的时代，因为互联网的出现第一次聚拢了舆情最大化的音响，让不同地域、性别、族群的人们可以将所思所想汇合一处，共同拥有了平等、独立的发言权。而这样的发言权，对于怀揣着复杂情绪的非知名人士而言，无疑是个须臾不可或缺的工具。

之所以如此说，是因为我们必须看到在知名度之外的普罗大众，他们的声音是常年被所谓的主流世界所忽略的，试想想，当媒体不间断地对明星的、名流的种种琐事进行狂轰滥炸的时候，大众每天所面对的柴米油盐酱醋茶，又如何能与之相抗衡。那么毫无意外，心态上的失衡势所必然，何况，我们不可能要求泥石俱下的多元时代，人们的各种利益、动机和人生追求的一致性。

于是，我们可悲地看到了数不清的，被精英人士斥责为“道德绑架”的层出不穷的事件，岂止是吴京？扪心自问，整个名人圈，又有几个人没有遭遇过如此的道德困境和伦理悖论？

在一个真实的资源不均的世界，站在不同端点的两个人群在沟通上天然存在着阻碍和困境，因为知名人士事实上控制着绝对有利的资源并占据着令人艳羡的地位，当然，大部分的知名人士之成功是源于自身的努力，这何尝不也是一种公平？但人性所固有的思维引导决定了不可能奢望所有人都能以平和理性的心态看待社会的阶层分化，在一些人眼中，知名人士的成功始终应受到“凭什么”式“原罪”的诘问，而网络的平等性让他们的声音得以被数倍地扩大于斯。最终，我们看到了一幅根基于不信任与“优越感”而出现的对立画面。

“优越感”？是的，这正是部分人所念兹在兹的东西。在日常生活的日日夜夜中，惯常并麻木于“普通人”身份的定位，而自身破除桎梏的上升空间又因主客观因素的约束而求不可得，但另一方面，知名人士的一举一动在名人效应的放大下被无限地散播，因而越来越成了情绪化意识面前的一个巨大的靶子。

在这个靶子之前，你尽可以围剿，围猎，一拥而上，因为知名人士在成为知名人士的过程中，本就不得不付出丧失个人空间的代价，既然成了知名人士，就不得不承担起更多的期待和更多的要求，否则，如何巩固住成为知名人士所必不可少的人气呢？

在这个时候，非知名人士便开始享受起了那份“来之不易的优越感”了，加以网络这个优秀的配合者，知名人士们当然就成了俎上之肉，任人宰割。

但这是一个正常社会所应该呈现的吗？我希望，将这份反思，传递给更多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