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是郭美美闹剧，接着是《雷雨》的笑场，再者是“官员书法”的“铲”局，期间还不时有演艺“公众人物”的涉毒和央视“频道负责人”的被拘……善良的人们不禁要问，我们的“文化”到底怎么了？或许，这只是些“涉文”现象，并不代表我们文化建设的主流。但有时也不得不让人想想，时下这些就是最吸引眼球的“反文化”现象——我们文化的“正能量”似乎远不如这些“现象”的有口皆“悲”、不胫而走。

    面对大众的冷嘲热讽，我总在想这些“眼球文化”的“反文化”秉性，这些毫不相关的现象之间，是否有某些内在的关联？一个显而易见的事实是，本应实现着“化人”价值的文化，似乎更在“化钱”上派上了用场。郭美美其人，本来就是被包养者、性交易者和聚众赌博者的“三位一体”，但媒体挺在意她“在北京电影学院表演专业自费进修一年”的经历，暗示此人很懂“以文化钱”之道。又比如“官员书法”，自古也曾是文人士大夫内修德行、外显文慧的演练（那时也没什么“职业书法家”）；它的“化钱”或者说“被化钱”，并非错在“书法”雅道而是误于“官员”权力，官德不修又何谈德性自化呢？

    至于演艺“公众人物”的涉毒和央视“频道负责人”的被拘，二者的共通性都在于作为文化从业者职业自律的缺失，“做文化事需先做文化人”是大众的期待，也是我们自身需持守的职业底线。当然，上述二者又有着明显的差别，后者是“权力腐败”而前者属“品行不端”，只是这二者发生在“文化人”身上就具有了特别的“味道”。从面上看来，《雷雨》的笑场无关于“化钱”，但虽无关于“化钱”却也可能无关于当下的“化人”。文化经典真正的价值在于它所从属的那个时代。《雷雨》所鼓吹的“易卜生式”的女性叛逆和解放，前些年已被电影“巨导”穿越成《满城尽带黄金甲》；那时文化界的眼球更专注于“票房”而鲜有关心经典的被“穿越”。今日从文化“化人”的功能来看，避免“笑场”的最好办法是像“经典”创生时那样关注我们自己时代的问题！

    上述种种吸引眼球的“涉文”现象，对于我们当下的文化建设而言，显然是“负效应”而非“正能量”，也显然是“一小撮”而非“主导面”。但为什么这些现象更能吸引眼球呢？这就值得我们文化工作者好好反思。这些年，我们文化建设在力推大发展、大繁荣和新高潮。推动文化建设的“两大一新”，就其根本而言，是要充分、有效发挥文化的作用。发挥文化的作用，当然需要有功能齐备的文化设施，需要有丰富多彩的文化产品，需要有凝聚人气的文化活动，需要有温暖人心的文化服务……但文化作用真正充分、有效的发挥，其实就是我们经常挂在口头的“以文化人”。

    显而易见，当下那些热热闹闹的“涉文”现象，并非我们积极的、正能量的文化建设本身；但对“文化”热热闹闹地追随或趋附，似乎又与近年来文化的“热热闹闹”相关。我们热热闹闹地“办节”，热热闹闹地“评奖”，热热闹闹地“捧星”，热热闹闹地“出访”……甚至就连“非遗”保护、文化下乡、精粹品读、经典开讲这些原本是更深邃、更沉着的文化工作，也都是喧喧嚷嚷、沸沸扬扬。以至于有资深的文化学者认为“文化的喧嚣替代不了严谨深邃的创造”；也有真诚的文化良知呼唤“大力发挥文化‘新民’的作用”——如党的十七届六中全会《决定》所言：“运用文化引领前进方向、凝聚奋斗力量……不断以思想文化新觉醒、理论创造新成果、文化建设新成就推动党和人民事业向前发展”。

    文化的“热闹”可以有也应该有，因为文化作用得以发挥的特性就在于“寓教于乐”，就在于潜移默化。但显而易见的是，我们当下的许多文化产品是“乐”有余而“教”不足，我们太热衷抓“眼球”而忽略开“心扉”。文化的“热闹”使得需求文化的大众“默化”成“看热闹者”，“看热闹者”又往往把娱乐看成自己所需求的“文化”。并且在文化需求的“看热闹者”看来，“娱乐圈”的热闹也是一种热闹的“文化”！到了这一步，所谓“文化人”的“无文化”已是不言而喻的了。就以演艺“公众人物”的无良行为而言，其所塑造人物的“榜样的力量”远不如其自身“示范的榜样”更深入人心。如果指望这样的“文化”去“以文化人”，你能想象会将人“化”成怎样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