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有机会去瞻赏“清华简”，这是清华大学2008年7月收藏的一批战国竹简，经碳14测定证实，出自2300多年前的战国中晚期，可谓中华文化之瑰宝。清华大学出土文献研究与保护中心主任李学勤先生向我们介绍，经其与“清华简”认真考证比对，发现大家熟读的经典《孟子》中，有段话竟然有“笔误”。这段话出自《孟子·梁惠王下》。“《书》曰：‘天降下民，作之君，作之师，惟曰其助上帝宠之。’”大意是，《尚书》说：上天降生了老百姓，又替他们降生了君王，降生了师表，这些君王和师表的唯一责任，就是帮助上帝来宠爱老百姓。孟子在这里引的《书》，据东汉经学家赵岐注，应是“《尚书》逸篇也”。但考证“清华简”中由13支简组成《厚父》篇发现，其实后来的《尚书》不过是把“清华简”中《厚父》中的一段话编了进去，但不知是编辑有错，还是孟子引文有错，“”字误写为“宠”字，于是大家几千年来也跟着错。这篇孟子熟读而赵岐不曾见过的“书”，原文是：“古天降下民，设万邦，作之君，作之师，惟曰其助上帝（这里的‘’，意思是‘治’）下民。”不难看出，《孟子》传本有讹脱。说到这里，李学勤先生不禁一笑，“为什么是个‘宠’字呢？以民为本，顺应民心，就是要‘宠之’吗？‘宠’是何意？谁也没弄明白过。”是的，老百姓是必须“重”，应该“爱”的，但未必要“宠之”。认真研读《厚父》原文，固然强调“民心惟本”，但也并无“宠”意啊。

    《厚父》，是王与贤人厚父关于治国安邦大计的一篇问答。厚父在回答询问时，回顾了夏朝始建以来的历史，指出各代夏王都能敬奉天帝，“以庶民惟政之恭”，而到了他称之为“慝（意思是恶）王”的桀，竟然背弃先王的“典型”，“颠覆厥德，沉湎于非彝（彝意为常道）”，终归灭亡，这是历史的教训。

    但如何顺应民心？《厚父》认为“民心难测”。民心的向背，关键在于“司民”者即君长官员们能否“好学明德”。其实“民心”本来是好的，蕴藏着天赋的“德”，“如玉之在石，如丹之在硃”，关键看“司民”者如何去引导、启迪。

    先贤《孟子》引文之误，后人《厚父》竹简之辨，其中有值得思考的道理。

    我们中华文化传统中谈及治国安邦，一以贯之的是“以民为贵”，“民为邦本”，要“以庶民惟政之恭”。因为“政之所兴，在顺民心；政之所废，在逆民心。”（《管子》）因为“怨不在大，可畏惟人；载舟覆舟，所宜深慎。”（《贞观政要》）那么，既然如此重“民”，如何才能顺民意、得民心呢？老子《道德经》的说法是“圣人无常心，以百姓心为心”，听其自然，无为而治。后来王安石的解释作了发挥，说其意乃圣人“吉凶与民同患”，但也并没有往着“宠民”的方向来解读。

    我们今天再细读《孟子》的下文，也无“宠之”的意思。“有罪无罪，惟我在，天下曷敢有越厥志？一人衡于天下，武王耻之。此武王之勇也。而武王亦一怒而安天下之民。今王亦一怒而安天下之民，民惟恐王之不好勇也。”这段话，翻译成今文的意思就是：天下四方的有罪者和无罪者，都由我来负责，普天之下，何人敢超越上天的意志呢？所以，只要有一人在天下横行霸道，周武王便感到羞耻。这是周武王的勇。周武王也是一怒便使天下百姓都得到安定。如今大王如果也做到一怒便使天下百姓都得到安定，那么，老百姓就会唯独尊恐大王，不再喜好斗勇了啊。

    这段古语，对我们今天贯彻群众路线有何启示？

    记得毛泽东同志1948年《在晋绥干部会议上的讲话》中就说过，“党和群众的关系的问题，应当是：凡属人民群众正确的意见，党必须依据情况，领导群众，加以实现；而对于人民群众中发生的不正确的意见，则必须教育群众，加以改正。”我们共产党人强调一切为了群众，一切依靠群众，并不是意味着要放弃教育群众、引导群众、领导群众的责任，以为“作之君，作之师”，就是要“惟曰其助上帝宠之”，甚至甘做群众的尾巴，迁就群众中错误的东西。而应该“好学明德”，善于区分群众正确和不正确的意见，积极去引导、启迪“如玉之在石，如丹之在硃”的正确意见，领导和团结群众同心同德，为实现民族复兴的中国梦共同奋斗。